中国新闻，长春，2月12日。 问：为什么东亚牛身上含有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基因？
——独家专访吉林大学生物考古实验室教授蔡大伟
中新社记者 郭佳
在汉朝张骞“驱逐”西域之前，东西方世界是如何接触的？近日，吉林大学生物考古研究所蔡大伟教授带领中韩两国科学家在《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项新研究，从东亚牛的古代DNA角度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是否可以通过东亚人基因中记录的“无字史书”，更清晰地窥见东西方史前文明的互动？近日，蔡大伟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答专访并详细解释了隐藏在基因中的远古历史。
采访记录总结如下。
中新社记者：学术界对史前文明交流的研究普遍集中在文物、技术和农产品方面。为什么选择东亚奶牛作为切入点？它对于理解早期欧亚大陆的相互作用有何独特价值？
蔡大伟：“牛”对于理解东西方史前文明的互动具有独特的综合优势。
首先，奶牛是高度依赖人类管理的牲畜，世界各地的驯化中心非常有限。在全球范围内，国家疫苗主要有两种类型：普通肉和瘤牛。如今，学术界普遍认为，普通牛和瘤牛分别起源于近东和南亚，这意味着它们在东亚的出现几乎肯定与人类迁徙有关化、接触或长期互动。因此，牲畜的扩散路径本质上是人类流动和文明交流的生物轨迹。
其次，畜牧业长期以来在欧亚大陆许多文明中心发挥着重要而稳定的作用。与特定的人工制品或技术相比，牲畜的引入往往涉及到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甚至社会组织的系统性调整，如犁的出现、运输能力的增强、农牧混合生计的形成等。因此，牛不仅是沟通的结果，更是沟通延续和深化的引擎。
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古牛非常适合比较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的NA。它规模宏大，遗址丰富，考古遗迹保存完好，不同地理起源的群体都清晰可辨基因水平上的明显差异。这使得利用遗传数据直接追踪不同地区牛群的遗传关系、混合过程和时间时刻成为可能，弥补了传统考古学无法仅根据文物的形态来回答“它们来自哪里、如何发现”的缺陷。
2025年12月28日，蔡大伟教授（右一）向学生讲解牛化石知识。图片提供：吉林大学国际办公室
中新社记者：基于对古代DNA的研究，您和您的团队有哪些重要发现？
蔡大伟：我们对国内50多个考古遗址发现的500多个动物骨骼和牙齿样本进行了检查、提取和测序，最终从30多个考古遗址中获得了总共166个古代牛科动物样本，时间跨度近万年，产生了世界上最大的牛科动物样本。以及迄今为止大多数时间数据系列。古代东亚牛的完整基因组数据集，为追溯东亚牛的进化历史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首次清楚地揭示了东亚家牛的遗传组成至少包括四个祖先成分：早期引入的西亚普通牛、当地的野生野牛、新疆的混种种群以及后来引入的欧洲普通牛。大约5000年前，新石器时代晚期，来自西亚的普通牛被引入中国黄河流域，并与本土野生野牛进行基因交换。从青铜时代晚期到铁器时代，新疆有一个多样化的混合种群，其中包括西亚的普通牛和南亚的瘤牛。黄河流域的持续入侵继续影响着中国北方家畜的遗传结构。来自铁到了明清时期，中国南北牛群进一步融合。近代，欧洲普通牛传入中国，最终形成了中国南北地区家牛的遗传模式。
这项研究与之前的理论相矛盾，之前的理论将东亚的牛简单地归因于单一驯化中心或单一引进。我打破了解决方案。通过对跨越约万年的古代牛基因组进行系统分析，我们在分子水平上重建了东亚牛的“起源”，揭示了当地野生野牛对其形成的重要遗传贡献，并揭示了新疆作为欧亚大陆的十字路口在不同起源牛的反复入侵、混合和再分散中的重要中介作用。由此，东亚畜牧业的形成史成为一部记录东西方交流的“基因档案”。史前文明。
江西省婺源县柘源县茶关村，一位老农民牵着水牛走过酒节桥。 （资料图）中国新闻记者刘善坤供图。
中新社记者：东亚畜牧业的演变反映了史前时期东西方之间怎样的互动？这种相互作用对东亚古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哪些影响？
蔡大伟：牲畜的流动本质上就是人的流动。每一次基因融合事件的背后都有人员流动、技术传播或文化冲突。这项研究不仅追踪了家畜种群的流动和整合，还从遗传角度洞察了古代人类社会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生存策略和智慧。
例如，大约 4,200 年前，显着的气候全球各地出现降温现象，农业生产压力明显加大。在此背景下，起源于西亚、更适应草原环境和游牧或半游牧生活方式的马、山羊、牛等动物以相当快的速度传播到东亚。社会经济结构也逐渐从以生猪为主的畜牧业模式，转向以牛羊为主的农牧业混合经济。我们发现家畜基因加速流动的时间与气候变化和人类生计的变化高度一致。因此，牲畜驯化和扩散的历史成为记录人类社会适应环境变化的重要档案。
畜牧业对东亚古代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是生产力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牲畜是动物能量的来源，广泛用于犁地和拖运，大大提高了农业效率，并使粮食生产能够支持更复杂和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二是改善饮食习惯。牛肉、牛奶和乳制品为人类提供新的优质蛋白质和脂肪。脂肪来源打破了以前对猪肉、小米和小米作物的单一依赖，增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生存弹性。社会结构再次发生演变。畜牧业需要专门的知识和长期的投入，这可能从一开始就催生了专业化的畜牧群体，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影响了阶级分化。最后，在仪式和制度层面，牛因其体型、价值等因素逐渐取代猪，成为高级屠宰活动中的重要家畜。例如，“太牢”前面有一头牛，反映了权力象征体系的演变和社会日益复杂的情况。
2026年2月4日，新春伊始，古北京观象台下举行春牛鞭打活动。图为春姑娘与牛仔“鞭打春牛”，祈求农历马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图片提供：中国新闻记者 贾天勇
中新社记者：这项古代DNA研究为考古学和历史研究了解东西方史前相互作用带来了哪些新的范式转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如何重新认识史前欧亚大陆文明互动的本质和模式？
蔡大伟：传统的考古研究常常通过文物、农产品等文化元素来分析交流问题。很容易将其理解为一种单向的“输入”或“扩散”，但很少关注运输这些要素的人流以及引进物种、技术与当地生态和社会系统之间的长期相互作用。古代DNA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连续、动态的生物证据链。重要的是不仅要澄清“传播的内容”，还要澄清“它是如何传播的，它与谁混合，以及它经历了什么样的本地化和再创造过程”。这表明史前东西方交流不是单一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多向的相互作用、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史前的欧亚大陆必须被理解为一个高度互联、相互渗透的早期“全球化”网络。东亚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强大的接受者。它是一个积极主动的地区，具有较强的吸收、整合和创新能力。乙外来牲畜可以与当地本土牲畜杂交，将西亚农业要素与当地生产体系结合起来，形成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
东亚畜牧业训练的历史就是这种相互作用的宏大格局的一个缩影。这提醒我们，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形成，不仅得益于国内各区域文化的融合，也得益于与欧亚其他文明的创造性、长期的互动。 （完）
受访者简介：
蔡大伟先生。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蔡大伟先生，吉林大学比阿实验室考古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前沿考古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考古学会动物考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亚洲考古学》主编。作为国家计划创新团队第一任组长考古人才激活计划、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主要专家，多年来致力于分子考古学研究。他是中国第一个系统地将古代DNA技术应用于中国家畜起源和传播研究的人，开辟了动物考古研究的新方向，为理解古代社会经济形态和人类进化提供了基础。大规模迁徙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证据。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科研项目。目前，他已在《Science》杂志等国内外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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